最近我学会了驾车，在为掌握一门生活技能而高兴的同时，又为路上混乱不堪的交通秩序而着急，还因为着急交了“学费”。本来新手上路心情是愉悦的，但路上人们“急”与“不急”的种种行为很快就把这种愉悦冲淡了，不由自主地自己也着急了：你在正常行驶，常有其他车辆违章拐到你前面穿行而过，让你时常右腿想着刹车动作；你明明白白打着右转信号灯正靠边，却总有摩托车、自行车在你正在右转的车头边匆匆而过。至于在没有监控的地方，闯红灯、翻栏杆、抢道行驶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。但在为这些“急”的现象着急的同时，又要为一些“不急”的现象而着急：明明你打了转向灯在转弯，却总有行人大模大样地照样往车前面走；有的行人在路口妨碍交通的地方长时占道说话，任你怎么鸣笛还是照说不误，就是不让路；还有两车司机在行车道上相对隔着车窗大模大样地说话，妨碍了别人通行却一点也不着急。有一次我还因为着急付出了金钱的代价，那是在一个下午的下班高峰，我开车被卡在了两条川流不息车流中间的隔离带，一位带孩子的妇女一再催“我你快走啊！”我本来是新手，不敢硬往行色匆匆的车队里插，但经不住她一再催促，一着急就冒险向左打方向，没想到一辆正在行驶的车突然停车，我正在左转的汽车刹车不及，车的左前膀正好蹭在人家车的右屁股上。被蹭车的司机就是催我赶路妇女的丈夫，人家还给我急呢，说我这车明天还要娶媳妇（是否有讹诈的成分值得怀疑），你说怎么办吧。没办法经人说和我只好赔了人家200块钱，但又急着办事没有向交警队报案，也没有办交通事故协商解决的调解书，保险公司又拒绝赔付我损失，我只好自认倒霉干交了200元“学费”。

从这些驾车中的小事由小及大、以己推人，可以折射出国人一种扭曲的心态，这种心态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部分国人都存在。《中国之声》在最近一份关于“世界上最急、最没有耐心的地球人”的调查中，中国人居然很荣幸地拔得头筹，一时间关于“急之国”的讨论炒得沸沸扬扬。细想我们中国人也是够急的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抢时间的奇观。无论是公交车门口和卖票口前的“挤”劲，还是路口上、车道上机动车的“插”劲，还是翻越护栏的“跳”劲，以及规避排队的“巧”劲，都可堪称世界一流。还有各式各样的培训“速成班”，小学、幼儿园的“提前班”，高中的“快班”等，无不体现出国人的“急”劲，也就难怪在全球评比中“荣获”第一了。

国人这么急好不好呢，我看要两面看，要分正反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好的“急”，就像我们建国初期“赶英超美”那急劲，毛主席提出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，反映了国人建设新中国的信心、决心和豪情，迸发了国人的理想和激情，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。再说不好的“急”，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今天，国人的“急”就有了不应有的内涵，那就是因心理预期不定性而发出的焦虑、浮躁和茫然。在光鲜外表和表面繁荣的背后，隐含了道德的缺失、素质的欠缺和对政府不信任的怨恨。这样的“急”，表面是节约了时间，但出现的负面影响远比节约那点时间成本大得多，正如人们为抢时间造成堵车而引起资源浪费一样。我们在路上急，才出现了“十次事故九次快”的车祸。我们在比赛中急，也出现了动作变形、发挥失常而导致失败。联想到大的方面，因为在经济发展中“急”，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行为，才出现了那么多形象工程和经济泡沫。我们决策时急，顾不上调研论证，才出现了决策上的失误。我们也该反思一下，这样的“急”值得吗？

事物就是这么怪，两面性无处不在。在看到国人心急火燎的同时，有时又为其“不急”而着急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“哀其不幸，恕其不争”，这可能是受中庸之道历史的传统的影响吧。最近我读清史有两件事使我深有感触：一是一张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的老照片，敌人已从墙的豁口攻进我们的首都了，国人还在袖手旁观看鬼子进攻的热闹。一个是甲午战争中日本鬼子在海上登陆，谁都知道敌人半渡时是杀敌的最好时机，但清军接到的命令是“各守营盘”，就坐等敌人从容地渡海上岸来杀我们，导致以后的惨败。也可能是这种“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”的传统得到了有效传承，在国人“急”的同时，现在又有了种种让人烦心的“不急”。我们人民公仆在处理公务时习惯“研究研究”，一拖就数月一点也着急；两家打架了没人管，非等小事变大出了人命才有去管。单位出了问题不积极解决，一拖再拖到出了群体信访才有人着急解决；还有报道上说某某地方黑社会如何如何猖獗，好象这个地方不是共产党员天下了似的。但为什么当地官员要坐视黑恶势力发展到这一步 ，早先为什么一点也不急，都干什么去了呢？等等。正是因为形形色色的“不急”，才导致我们经常要搞“某某会战”、“清理某某积案”、“某某突击月”等活动。如果实在不行了，就祭起造假的“法宝”来蒙混过关。我们应反思一下，如果当初着急一下，在日常工作中消化了，这些问题还用等积严重的的程度才集中力量解决呢？

这些“急”与“不急”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国民的一些不正常心态，也不难发现现象背后潜伏的种种问题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些“急”与“不急”至少反映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：

一是国人的道德问题。中国人的道德是讲距离的，不道德的事情离自己越远，关注度越低。“兔子不吃卧边草”、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等俗语就是这种心态的表达。就像开车一样，过去有司机开车，对路上交通违章行为关注度就低，现在自己开车了，对路上交通违章行为关注就明显上升了。难道兔子吃了不该吃的“卧边”以外的草就不能管吗？对丑恶现象放任自流，败坏了社会风气，难道自己最终就不受害吗？这种自私自利的心态，最终会在“温水煮蛙”式的渐变中把自己也变成受害者。

二是反映国人的素质问题。人们往往对大恶比较警觉，而对“平庸的恶”（如生活中的恶习等）却习以为常，就像阿Q欺负小尼姑或流氓无产者的种种作派一样，会以不同形式不断上演，我们却司空见惯、麻木不仁。如“我爸是李刚”事件，以及女司机与人撞车后大叫“我还要接领导，耽误了事你负责吗？”之类的事件，都反映了国人素质有待提高、精神文明建设有待加强的一面。

三是反映了国人的一种惰性 。“不急”缺乏的是敬业和叫真的精神，导致很多单位工作标准不高，不能给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。再就是骄傲自满、自高自大，没有海纳百川的风度。再就是不能处理好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，不注意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积累和平衡度，平时不努力，临时抱佛脚，等局面不可收拾了才下“猛药”，难免要产生负作用了。

四是反映了国人的从众心理。就像阿Q说“尼姑的头和尚摸得，我就摸不得吗”一样。人们对一些缺乏素质的现象先是见怪不怪，后又看到这样有利且没人纠正，“破窗效应”就显现了，人们就开始不由自主地仿效，进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恶习。

本来“急”与“不急”是中性的，是人的一种本能，无所谓好与不好。只是因为“急”与“不急”的方式、地点和目的不同，才产生了不同的效果。有时你不着急，就会有人着急了；有时你叫某些人着急了，自己就不着急了，关键是“急”与“不急”要把握得适当、把握得大气。现在国家都提出“包容性增长”的政策了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提高自己的包容性，不该急时就别急了呢？既然国家都提出“跨越式发展”了，我们该急的时候就不要再“不急”了。